“记者你好，我是一个(因)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而)难以生存的女人!为了还债，我被迫丢下年幼女儿离家外出打工，但现在身患恶疾，却因丈夫的无情而无钱医治。希望晚报记者能帮帮我，维护我和女儿的合法权益!”

　　求助者叫李登梅，36岁，都江堰人。9月16日下午，李登梅前往成都华西医院看病，在拿到了诊断书后，神色黯然的她与“情事”记者在医院门口见了面。

　　患恶疾 丈夫却要断她生路

　　“你好，我就是李登梅。”在华西医院门口川流不息的人群中，36岁的李登梅身穿一件醒目的白底粉红碎花旗袍，款款向记者走来。眼前的她个子不高，身材适中，尽管脸色有些蜡黄，嘴角却始终带着礼节性的微笑。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看起来颇有成熟女人的气质。

　　“我今年36岁，属虎，今年恰好是我的本命年。” 李登梅说，属虎的女人大多命苦，什么事都得自己扛，什么苦都只能自己咽。她说，自从13岁时母亲突发脑溢血离世到现在，她曲折坎坷的经历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样带着血、含着泪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在李登梅拼搏多年，觉得自己的付出终要有所回报的时候，恶运却再次降临在这个不幸而又坚韧的女人身上。她眉头深锁，沉默地从牛皮纸袋里抽出刚刚拿到的化验报告递给记者，报告单上病情诊断一栏赫然印着：“双乳囊肿，右乳3点钟簇状囊肿伴钙化。”

　　李登梅说，自从今年5月检查出患有乳腺囊肿后，每隔两个月她都会来成都复查一次，但病情却一次比一次加重：“第一次是乳腺囊肿，第二次是不排除病变可能，今天第三次就伴有钙化了。”医生告诉李登梅，以她现阶段病情的发展来看，情况相当不乐观：“不排除最坏的可能，医生现在给我开的药全部都是抗癌药品。”一方面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另一方面又面临可能患上癌症的巨大精神压力，几个月下来，李登梅憔悴了许多。但最令她无法容忍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性命攸关的时刻，与自己结婚十六年的丈夫却独揽了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并拒绝再提供给母女俩必要的生活开支。

　　李登梅长叹一声，红着眼圈说道：“我女儿上初三了，而我生活和治病都需要花钱，但我真的想不通，这么多年来我为家庭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我丈夫到头来会对我如此绝情?!"

　　忆往昔 贫贱夫妻百事哀

　　16年前，刚满20岁的李登梅经人介绍，认识了邻村比她大两岁的小伙子王福良。初次见面时，不善言辞的王福良让李登梅颇有好感：“那个时候的择偶标准，都是觉得男人老实本份就行了，而他当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不多言不多语的，本人长得也还算是浓眉大眼，所以也没多想，就同意跟他交往了。”

　　刚开始接触时，王福良对李登梅还算不错，两人的恋情发展得也很顺利，很快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李登梅说，尽管当时她也知道，王福良的家境相当差，算是村里数一数二的贫困户，但与对方相处了半年时间，李登梅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让自己托付终身的男人：“那时候我太年轻、太单纯了，只觉得两个人感情好就可以了，未来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创造嘛。”就这样，1994年，李登梅与王福良领了结婚证。由于家里确实太穷，没有任何婚庆仪式，也没有摆喜宴，李登梅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嫁进了王家。

　　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婚后没多久，李登梅就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那时为了维持生计，我可以说啥子最苦最累的工作都做过，担潲水、卖蜂窝煤、卖菜、卖水果……” 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婚后的王福良一改之前的殷勤作风，用李登梅的话说，就是“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把这个家里里外外的事全推给了妻子。李登梅说，她永远忘不了，自己当年在大冬天里，一个人吃力地推着装满蜂窝煤的板车，挨家挨户叫卖蜂窝煤的情景：“那时卖一个蜂窝煤赚3分钱，卖一百个才能赚3块钱。一到冬天，我的双手就长满冻疮，推车的时候一用劲，伤口就要裂开，鲜血直流，那真的是钻心的疼啊。”说这话时，李登梅埋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再次红了眼圈。

　　婚后不久，李登梅怀孕了。临产当天，因为家里太穷进不起医院，王家父母只能从邻居家借了一辆推车，把已经产前发作的李登梅送到了离家十几公里外的一个接生婆家里接生。遗憾的是，由于路上耽误的时间太久，孩子生下来时已经窒息死亡。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李登梅至今都心有余悸：“当时娃娃虽然下来了，但是胎盘还留在腹中，那个接生婆就直接伸手进去，把胎盘抓了出来。你可想而知，我当时受了好大的罪!”

　　李登梅说，贫穷、病痛、劳碌，这就是她近二十年婚姻生活的全部。但即便这样，天性乐观的她也没有对生活彻底失望。1995年，她终于顺利产下一个女儿，这让她在艰辛生活之外终于尝到了一丝甜蜜。

　　恨难平 十年家暴无处躲

　　2005年，李登梅所住的都江堰莲花村开始动迁。因为家穷，李登梅从娘家东拼西凑地借了十多万元开始修房子。“当时是修一层卖一层，然后用卖楼的钱再修上面一层，总共修了四层楼，中间二、三层卖了，我们只留了一楼的三个铺面和用于自住的四楼。”房子修好后，李登梅算了一笔账，除去用卖房的钱还清的大部分债务，家里还欠有两万多元没有还完。

　　为了还债，李登梅将一楼的两个铺面租了出去，留下一间铺面自己开了家副食品店。“当时第一次进货的几百斤酒都是找熟人赊的，后来又陆续进了一些粮、油来卖。”可就在李登梅起早贪黑地忙于生计时，丈夫王福良却染上了赌瘾，每天沉迷于麻将不能自拨。“每次打牌输了，就到店里来拿钱，有时拿50元，有时拿100元，不给就打。”就这样，副食品店很快经营不下去了，李登梅清空了店里的存货后，又立马张罗着把副食品店改成了卖豆花的小饭馆。“每天四五点钟就起床，从进豆子到磨豆花，再到卖豆花，都是我一个人打理。哪怕是遇到生理期或者生病，他也从来没有帮过手。”即便如此，李登梅也没能逃脱丈夫时不时的毒打。

　　“有一天大清早，我正在磨豆花，他妈妈过来找我还钱，说前几天王福良打牌输了，找她拿了50元钱。”当天的李登梅正发着烧，身体极不舒服。听婆婆这么一说，心里虽然有些不悦，但还是从包里摸出50元钱还给了婆婆。“还钱的时候我就跟他妈妈说，以后不要再借钱给他拿去打牌了。”让李登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因为自己的这么一句话，几分钟后，暴跳如雷的王福良便气势汹汹地从楼上冲了下来，冲着正在磨豆花的李登梅就是一顿暴打：“他一把扯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倒在地，然后用脚踢下身，用拳头打我的头。”更恐怖的是，当时几乎已经失去理智的王福良竟抓着李登梅的头发，狠狠地将她的头朝正在熬豆浆的大锅里摁过去!眼看沸腾的水面离自己的脸越来越近，惊恐万分的李登梅出于求生本能，拼尽全力挣扎着，终于推开了丈夫，踉踉跄跄地逃出门去。她一边没命地跑，一边哭喊着叫“救命”。

　　很快，仅有一墙之隔的王福良的父母、哥哥、嫂子都纷纷跑了出来，见状一把拉住了正挥舞着一柄铁锅铲朝李登梅追来的王福良。回想起当时的一幕，李登梅禁不住浑身颤抖，反复说着：“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了!”

　　李登梅说，在她与丈夫共同生活的这十几年中，类似的毒打几乎每年都会发生两到三次，平时的小打小骂更是不计其数。“反正都是因为一些生活琐事，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再怎么哭着求饶都没有用。”

　　2006年，为了躲避丈夫的家庭暴力，也为了能尽早还清娘家的债务，李登梅决定离开都江堰，到外地打工。

　　为还债 她背井离乡努力打拼

　　通过一个朋友介绍，从未出过远门的李登梅来到了上海。然而，对于一没文凭、二没特长的李登梅来说，要想在上海这座生存压力巨大的城市立足，无疑是难上加难。在综合考虑了自己的能力后，李登梅选择了家政这一行。

　　没多久，家政公司给李登梅安排了一个“东家”，到了雇主家里李登梅才发现，这是一户刚从韩国来到上海的四口之家：“有先生、太太，两个孩子一个五岁，另一个只有六个月大。”然而，语言不通成了双方最大的障碍。“我记得第一天去，帮着太太把所有行李收拾好了之后，太太给了我一百元钱，然后比了一个像鸟在飞的动作。” 李登梅皱着眉头看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就是喊我去买肯德基。”就这样，凭着李登梅耐心细致的服务态度，她与这个韩国家庭之间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她的厨艺、她的勤快干练以及对雇主体察入微的那份贴心，都深深赢得了这对韩国夫妇的好评：“我的工资从一开始的一千五，慢慢涨到一千八、两千、两千五、三千。”除此之外，李登梅还利用休息时间到别的家庭做小时工赚钱。“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日没夜地干活，几乎每天工作接近10个小时。”经过李登梅的一番打拼，在她到上海的第二年就把家里的债务全部还清了。

　　还清债务后的李登梅一方面慑于丈夫的淫威不敢回家，另一方面也割舍不下与雇主一家的情谊，因此选择了继续留在上海工作。去年9月，丈夫王福良打来电话，以女儿身体不好为由，提出让李登梅辞工回家。“当时他还给我娘家人承诺，说今后不会再动手打我了。”考虑到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的确需要母亲照顾，同时也为了再给丈夫一次机会，李登梅最终回到了都江堰老家。

　　到头来 夫妻缘尽诉公堂

　　尽管李登梅一厢情愿地认为，经过四年多的两地分居，丈夫王福良理应有所悔悟，但事实仍然无情地证明了一句老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去年12月及今年8月，王福良先后两次因生活琐事对李登梅拳脚相加，并且在得知李登梅的病情后，一手独揽了家里所有的经济来源：“我们三个铺面的租金都是他在收，但他现在拒绝支付我和女儿的生活费，而我急着治病的钱更是没有着落。”

　　为了治病，李登梅在不久前向王福良提出了离婚，并要求均分财产，却被对方一口回绝了：“他说离婚可以，但是财产和女儿都要归他。”然而，由于多次目睹了父亲对母亲的无情打骂，今年已经15岁的女儿坚决要求跟母亲一块生活。于是，王福良在不断给女儿施压的同时，又向李登梅提出：一旦女儿跟了李登梅，那么母女俩就必须搬出这个家，并且分不到任何财产。

　　面对王福良的绝情寡义，李登梅明白，他们的这段婚姻只能诉诸法律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但以她目前的境况，治病尚且没钱，又哪儿来的钱打官司呢?(记者 刘茜)

　　○律师说法

　　对于李登梅目前的处境，四川法典律师事务所的姚军民律师指出，由于房子是夫妻俩婚后所建，因此铺面及住房理应属于夫妻俩的共同财产，一旦离婚应该一人一半。但鉴于王福良对妻子长期实施家庭暴力，如果李登梅保有或是能够找到相关的证据及证人证明这一点，那么法院将会判决丈夫王福良为过错方，在财产分割上将更倾向于女方受益。至于离婚后女儿的归属问题，姚律师说，李登梅的女儿已经15岁了，并且已经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么毫无疑问，法院将充分尊重孩子自身的意愿作出判决。最后，姚律师还建议，如果李登梅目前确实没钱打官司，可以向当地妇联求助，通过妇联向当地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减免部分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