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理想状态是“面包和玫瑰”、工作与家庭兼得，但对所有女性来说，工作还可以自己掌控，家庭却必须是两个人的良性互动。那么，当“玫瑰”出现问题时，“面包”自然成了职业女性们的最终依靠。在“妇女发展与经济参与”论坛上，多个国家的职业女性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离婚率飙升的问题，来自欧美多个国家和上海本地的调查都显示，在离婚案件当中，由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正逐年递增，她们当中，又以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较高的职业女性居多。

　　《上海妇女》杂志副主编唐文清分析说，经济和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予以职业女性更广泛的选择空间，她们重视婚姻生活的质量，已经开始超过“名分”二字。目前，“中国式离婚”的两大原因，一是对“第三者”的介入，职业女性斩钉截铁地说“不”；二是出于个人意愿，很多职业女性也选择了对生养孩子说“不”。

　　对“第三者”坚决说不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娜拉出走之后会怎样？这要放在半个世纪之前，“娜拉”的结局不外有两个，或者沦落，或者回到她所痛恨的家庭，凑合着往下过。但时至今日，面对一份失败的婚姻，现代“娜拉”们大多选择放弃，原因很简单，她们养得起自己。

　　上海社科院一份《离婚对女性权益和地位影响的经验研究》显示，诉讼离婚由女性提出的比例，占调查总数的2/ 3；在离婚原因当中，“第三者”的介入已经成了最主要因素。唐文清告诉记者，这种“主动离婚”，可以说是女性进步的一大表现。“在中国的历史上，女性因为缺乏经济来源，面对丈夫的不轨行为，除了争风吃醋外，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把自尊降到最低点。因为她们清楚自己必须依赖丈夫和这个婚姻，为人妻，就是她们寻求保障的终身职业。即使在十年之前，女性主动离婚的案例也不多见，因为女性虽然已经出来工作了，但夫妻俩在收入上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一旦离婚，女性的生活质量肯定大幅度下降。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如果一个女性要在经济上依赖丈夫，那么她就必须忍受感情受挫的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现代职业女性不但可以从容地选择去留，还学会冷静地离婚事务，如把收集证据等工作交给相关人士处理，不愿意发生上门抓“狐狸精”的闹剧。如此好合好散，已经开始颠覆电视剧《中国式离婚》中反映的“恶性离婚”。

　　男方不“丁”成又一离婚主因 

　　全国妇联日前对外公布的一组数据表明，中国的丁克家庭已经突破60万，年轻的已婚女性当中，有四成不愿意生育子女，与此相对应的是，已婚男性中不愿生育子女的比例远远小于女性。由此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在每年的离婚人群中，因为妻子拒绝生育子女而导致家庭破裂的比例急剧上升，目前已经成为继“第三者”插足之后的又一离婚主因。

　　上海政法学院女性研究中心主任陈晓敏在发言中称，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婚姻家庭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其中之一，就是家庭关系的偏移。“夫妻关系开始趋于简单，夫妻间的个人感受、个人偏好和价值观受到尊重，家庭轴心也不再是以往的亲子关系，家庭本位已经在向个人本位转移。”而选择做丁克，就是这些职业女性的个人选择。

　　唐文清特别指出，这些女性不愿意生养孩子，并不一定都是出于工作需要，还因为受到价值多元化的影响。“事实上，确实有些女性因为家庭压力，在过了相当长时间的丁克生活后选择高龄生育，但也有女性拒绝这样做。我们不能误解这些女性就是简单的‘自私’，她们把家庭和工作平衡得很好，眼界非常开阔，也有自己丰富的业余生活。她们不把孩子当作人生和婚姻的必需品，那也是无可厚非的。”

　　离婚职业女再婚率极低

　　关于职业女性离婚的另一个现象也值得关注：离婚后，职业女性的再婚率是很低的，中国的数据要大大低于欧美国家。唐文清告诉记者：“我们的调查和访谈都发现，职业女性离婚后不愿再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当然是她们并没有因离婚而陷入经济困境，不必急于转嫁生活压力；另外，女性自身的特点，让她们对孤独的承受力明显高于男性。英国同行有过一个调查，证实在过去两年的英国的离婚人口中，31%的女性感觉自己离婚后很幸福，而男性只有22%有同感。如果离婚时间增加，这个差距还会扩大。”美国统计局和全国健康中心的调查也显示，美国的职业女性，尤其是中年职业妇女，离婚之后乐于过独身生活而且不愿结婚的人数正在增加，已经占到离婚总人口的2/3强。

　　留给离异女性可选择的对象极为有限，也是她们不愿再婚的现实原因。“一般来说，离婚的女性都在三十岁以上，年龄相仿的男性，大多已经有女友或者已婚；年龄偏较大的男性，她们又接受不了。既然没有非嫁不可的紧迫感，她们也就不愿意贸然再次走入围城。”

　　此外，在再婚问题上，中国女性要承受的压力要比欧美大得多。唐文清分析说：“这还是个公众观念的问题。中国有所谓‘二婚头’的说法，好像女性结过一次婚后就成了另类，我们看到很多例子，如果一个未婚男性如果想娶一个离过婚的女性，必须要承受来自父母和社会的压力。欧美国家的观念比我们开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