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婚不好认定。

　　许多当事人告诉我，对方是“悔婚男儿招东床”的陈世美(重婚)，所以才离婚。

　　我总是笑笑，因为普通老百姓都知道，重婚是犯罪，犯罪要受到惩罚，无论是情感上还是财产上。

　　我们知道，在婚姻家庭中，夫妻除共同生活、相互扶助、生育并抚养子女外，互享情感也是婚姻存在的重要功能。现代社会，人们更加注重婚姻质量，特别是情感的成分在婚姻中占据的份量已越来越大，感情的结合是婚姻双方之间互爱、平等和信任的基础。因此，在婚姻法总则中规定了忠实原则，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忠实是配偶权的一个重要要求，也是婚姻存在、延续的基础之一。它要求配偶双方忠于爱情，诚实互信，相互扶助。法律意义上的忠实主要表现为感情的专一性、性的专一性以及言行的诚实性。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二十八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

　　所有这些，都把重婚作为婚姻生活中的一种严重错误来对待，自然也是无过错方的重要法律武器。

　　但现实情况是法律上的重婚与普通人所理解的重婚是有区别的。

　　1991年，《羊城晚报》记者黄常开从广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口中获悉：花县(现花都区)包工头江记明重婚纳妾，有7个“老婆”之多，已被起诉。

　　江记明于1967年与本镇女青年阿如登记结婚，生有四男一女。1978年起，江在广州承包建筑工程，与前来打工的清远清郊区女青年阿桃同居，后以夫妻相称，长期共同生活，生有一子一女。1983年与清远清郊区未婚女青年阿婵结为夫妻，1985年生下一男孩。1987年11月与广州未婚女青年阿英结为夫妻，1988年7月生下一男孩。1987年12月与罗定县未婚女青年阿芳结为夫妻，1988年10月生下一男孩。1988年与增城18岁的女青年阿娣结为夫妻，1991年4月生下一男孩。1988年8月与博罗县18岁的女青年阿霞结为夫妻，1989年10月生下一女孩。

　　于是顶住压力，在报道《一宗罕见的重婚案》之后，将江记明及他的7个“老婆”心路历程接二连三一一剖析，一时满城争看、争传。江记明的“人生理想”在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多挣钱，多找女人，给自己多生孩子。他一方面觉得三妻四妾、珠环玉绕是成功男士的表现;另一方面，多子多福思想其时仍然根深蒂固，江记明结婚后与妻子生了五个小孩，小老婆们也个个有生养。与如今“包二奶”要千方百计规避法律惩罚的做法不同，他的素质与水平决定了他不但要做出来，还要“炫”出来，与二奶们以夫妻名义同居，带二奶们出去应酬，生了孩子还摆满月酒……

　　如此严重的情节，还是靠媒体的曝光才能被绳之以法，这说明在中国大陆重婚定罪是非常严格的(台湾地区及许多国家认为与有配偶者通奸也是犯罪)。

　　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的违法行为，即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婚姻关系。构成重婚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已存在有效的婚姻关系，或者说前一婚姻关系仍然有效存续。这是构成重婚的前提条件。如果双方均没有婚姻关系的存在，是未婚、离婚或丧偶的人，则不构成重婚。如果一方或双方虽有婚姻关系，但其婚姻已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亦不构成重婚。但是，对于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当事人，在其婚姻未被依法定程序宣告无效或撤销之前，仍属于有配偶的人，若与他人结婚，则构成重婚;二是有配偶者与他人结婚，包括两种形式：一为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称为法律上的重婚;二为虽未经结婚登记，但又与他人以夫妻关系同居生活，称为事实上的重婚。

　　由于法律上的重婚不易实现，故现实生活中事实上的重婚为重婚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举行婚礼、公开自称或介绍为夫妻、以夫妻名义对外处理事务、生养小孩、申报户口、购置住房等等。对于刑事上的重婚，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必须同居生活在6个月以上。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俗称婚外同居或者姘居。

　　尽管法律规定是明确的，但现实中大量的包二奶案件仍然无法认定为重婚。

　　另一方面，就我认为，困扰当前重婚的很多问题，就是没有分清重婚案件的公诉性质。当然，也不只是普通人不明白，有些司法官员也不太清楚，许多人认为重婚是自诉案件。

　　《人民法院报》 2006年7月14日刊登《骗人的爱情鸟》一文。文章说，重婚虽是一种犯罪行为，但在刑法属于自诉案，法院对此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而大多数当事人碍于面子，即便发现所谓的“配偶”的重婚行为，也难于启齿控诉当事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也使这些涉嫌重婚犯罪的行为人恣意妄为，大肆进行骗婚行为。

　　从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看，该条没有一般自诉罪中的“本罪告诉才处理”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1998年1月19日)中明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项规定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是指下列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刑事案件：(二)重婚案;……。

　　有人以此规定,认定重婚是自诉案件。可惜,他没有看全法条,该《规定》后面说，“上述所列八项案件中，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对于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应当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这样分析，重婚是公诉案件。

　　在中国腐败官员名单上，邱晓华是第一个因涉嫌重婚罪被追究的省部级高官。在过去倒台的贪财贪色官员中，中纪委的通报多用“作风腐化”、“生活糜烂”和“包养情妇”等词语，而邱晓华成为建国以来部级高官重婚第一人，引起了人们强烈关注。经过检察机关的慎重调查，邱晓华对自己与王君重婚的事实供认不讳。 2007年3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重婚罪判处邱晓华有期徒刑1年。

　　当然，检察机关指控邱重婚成立，关键证据是：邱晓华在婴儿父亲一栏里签下了“邱晓华”三个字，在“两人关系”栏中，女方填写的是“夫妻”。

　　我们知道，公安机关拥有法律特许的侦查技术和侦查手段，以及经过特别训练的侦查人才，对有些案件都难以查清，何况我们手无寸铁，只靠一部《婚姻法》的普通人?

　　所以，重婚案件是可以自诉的，但不是必须自诉的刑事案件。

　　当然，无论是自诉还是公诉，对法院来说都是“不告不理”。 因此，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仍然不小。原来人人都关心别人隐私，你如果包二奶，人人都会举报你，而今天，许多高档小区内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大家都成了“打酱油的”，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这会让你很受伤。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辖区2010年共起诉重婚犯罪被告人74人，其中农民69人，工人1人，个体1人，无业3人。( 2011年3月2日《法制日报》)

　　重婚的城里人就这么少?为什么农民重婚的多?检察官给出的答案是“农村教育普及程度较低，农民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很多人认为双方自愿生活在一起，不办理结婚证，就不是重婚犯罪”。这个理由可以解释农民以“事实重婚”的居多，但无法解释为什么城里人重婚的少。

　　至少可以从以下理由来解释：一者农村是熟人社会，人们对婚外情容忍度也较低;而城市系陌生人社会，人们对婚外情的容忍度相对高一些。这就导致农村的重婚罪更容易被控告、举报并进入司法程序，而城市的重婚罪则更多成了“犯罪黑数”;二者由于立法本身的模糊，城镇居民更容易规避法律。根据刑法的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才构成重婚罪。但有配偶者再次缔结法律婚的情形是很少的，一般都是因事实婚姻而重婚。而根据最高法院的批复，事实婚姻必须“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聪明”的城市人怎么会傻到要以夫妻名义同居呢?

　　“农民重婚多，城里人重婚少”这个司法统计再次说明了今日在城市认定重婚之难。

　　接受一位女权主义者的建议，从保护妇女的角度，在我的新著《离婚为什么》(王学堂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7月版)中，本篇没有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