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吴某，男，1979年4月7日出生，汉族，章丘市文祖镇某村，住济南市工业北路。　　被告：李某，女， 1976年5月6日出生，汉族，农民，住章丘市文祖镇某村。　　案由：离婚　　吴某与李某系同村，1996年4月，经人介绍相识，两人来往甚密。1998 年5月，吴某去济南一家工厂打工，两人互有书信来往。不久，吴某因工作出色，被提拔为副厂长。工作中，吴某认识了同乡刘某，交往中产生了感情。但是，吴某感觉到这样做对李某是不公平的。这使吴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1999年10月，吴某之父在其年龄不到法定婚龄的情况下，为吴某在黑市上买了一张假身份证，吴某李某随即登记结婚。2000年11月，生一男孩。婚后，吴某继续保持与刘某的暧昧关系，直至两人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吴某觉得与李某的婚姻无法再维持下去了，2001年5月，吴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7月，一审判决宣告原被告之婚姻无效。　　本案事实非常清楚，吴某不到法定婚龄，利用伪造的身份证骗取结婚登记，根据婚姻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原被告婚姻无效，应当解除。并由婚姻登记机关给予行政处罚。但是，本案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探讨。　　一：宣告婚姻无效由哪一部门作出。谁享有请求权。　　对提起婚姻无效和撤销婚姻请求的主体范围、程序、宣布无效的机关等问题，因立法没有作进一步明确规定，这就容易造成认识上的不一致，进而在司法实践中引起操作上的混乱。一种意见认为，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应仅限于人民法院。宣告程序宜采单一的诉讼程序。通观各国法律，对婚姻的无效和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在我国，婚姻登记机关是各级民政部门，它们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对各种业已成立的婚姻关系是否符合法定结婚要件，应否予以确认无效，是难以作出判断的。其次，宣告婚姻无效并不单纯限于依法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还必然涉及到共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经济供养、损害赔偿等一系列事关当事人及子女的基本民事权益的事项，婚姻登记机关不仅无力解决这些问题，而且，这也大大超出了它的职权范围。可见，通过行政机关宣告身份关系无效，难免造成行政权力过分干预私人生活的后果，不利于当事人民事权益的保护。人民法院依法对当事人的婚姻作出实质性判定，并对相关法律后果作出判决，是它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表现。　　另一种意见认为，根据不同情况，既可由人民法院依民事诉讼程序确认后宣告，亦可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依行政程序确认后宣告。《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对离婚的当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离婚证，并对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根据该规定，只要是婚姻登记机关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发现并查明有无效婚姻的事实，就应当宣布该婚姻无效。　　这两种观点，对于人民法院可以宣告婚姻无效是一致的。但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宣告婚姻无效，是婚姻登记机关的法定职责，只要有明确的证据证实，它可以依法宣告。婚姻登记是一种行政行为，至于婚姻登记处是否有能力进行实质性的审查，程序如何进行，这涉及到法律法规如何对其职能进行完善的问题，与其可不可以宣告婚姻无效没有关系。宣告无效后的共同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经济供养、损害赔偿等一系列事关当事人及子女的基本民事权益的事项，婚姻登记机关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应按照婚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处理。至于请求宣告违法婚姻无效的权利人应包括：双方当事人、当事人的亲属、监护人、当事人的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利害关系人、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妇联等社会团体。人民
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发现违法婚姻，可依法宣告其为无效婚姻。　　二：无效事由消除以后能否宣告无效。　　有些无效婚在经过一定时间后，无效事由消除，如本案中，原告起诉时，已达到法定婚龄，法院能否再宣告无效呢？一种意见认为如果无效事由消除以后再宣告婚姻无效，将会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对这种情况，应在司法解释中作出除外规定，即在向有关机关提出婚姻无效时，对无效事由已消除的，不得宣告该婚姻无效，以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意见认为，为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即使无效事由消除以后，有关机关也应依法宣告其婚姻关系无效。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只要存在所列举的情形的，就应当是无效婚姻，司法解释不能改变法律规定。无效的婚姻，一般情况下，是当事人采用欺骗的手段获得婚姻登记的，对于这种欺骗行为，《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也明确规定其行为无效。宣告无效即可以惩罚当事人，又可以对社会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宣告无效以后，如无效事由已消除，双方可以重新办理登记手续。　　三：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从以上条文可以看出，婚姻被确认为无效的法律后果有：一是对当事人的法律后果；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中，明文规定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当事人的结合自始没有婚姻效力，其违法的关系应当予以解除；二是对子女的法律后果，从保护子女利益出发，无效婚姻所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待遇，当事人如不能就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达成协议的，可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三是财产上的法律后果。该条并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明确规定，只是原则上照顾无过错方。由于无效婚姻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因而不能适用夫妻财产制的有关规定，双方当事人在共同生活期间有共同收入和共同财产的，只能依民法中关于财产共有的一般规定处理。　　四：因一方过错导致婚姻无效，无过错方是否有权要求赔偿。　　新婚姻法规定的赔偿制度中，只规定了离婚时由于过错方的过错（重婚、第三者插足、家庭暴力、虐待），给予无过错方一定的经济赔偿。对无效婚姻解除是无过错方是否可以得到赔偿，新婚姻法中没有规定，这是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一个缺陷。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定为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案中，吴某隐瞒自己真实年龄，利用伪造的身份证骗取婚姻登记，李某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之结婚，生育一子之后，无效婚姻关系被解除。给李某精神上造成极大痛苦，对孩子将来的成长也极为不利。如果对这种行为不进行惩罚，无法抚慰受害方的心灵，也无法充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对于违法婚姻，在判令当事人承担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同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判定他们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如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对此，法律应当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完善婚姻法的赔偿制度。　　四：本案中吴某是否构成重婚。　　第一种意见认为，吴某与李某的婚姻关系已被人民法院确认为无效，说明吴某自始不受与李某婚姻的约束，吴某与刘某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不是重婚，吴某不构成重婚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吴某与李某的结婚登记，在被有关机关确认无效前，吴某应受其约束，吴某与刘某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属于重婚，构成重婚罪。刑法第二百五十 八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这一规定，吴某是否构成重婚罪，主要是看吴某与李某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时，李某是不是吴某的配偶。也就是说，吴某与李某的结婚也无法充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登记在被确认无效之前，是否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发生法律效力，刘某就是吴某的配偶，吴某构成重婚罪；如果不发生法律效力，刘某就不是吴某的配偶，吴某不构成重婚罪。　　吴某与李某的婚姻在被确认无效之前，是否发生法律效力，要看婚姻登记的性质。婚姻登记是婚姻登记机关依据相关法律对当事人的结婚行为予以认可，是一种行政许可。婚姻登记机关颁发结婚证书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行政行为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的特点，即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就发生法律效力，非依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或撤销，对相对人具有约束力，相对人必须遵守和服从。行政行为这一特点，说明婚姻登记机关准许吴某与李某登记结婚，并颁发结婚证，在没有被有关部门依法确认无效前，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对吴某与李某具有约束力，从法律角度上讲，李某就是吴某的配偶。另外，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无效婚姻制度是一种民事法律制度，属于私法的范畴。它只规定了婚姻无效之后的民事法律后果，调整的是当事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无效婚姻仅对当事人来讲，双方自始不具有夫妻身份。而我国刑法规定的重婚罪，侵犯的客体是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所以，吴某与李某婚姻在被有关部门确认无效前，又与刘某公开以夫妻名义同居，是对我国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的公然挑战，属于重婚，构成重婚罪。　　从以上可以看出，修改后的婚姻法，特别是无效婚姻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需要继续探讨，并不断发展完善。同时，修改后的婚姻法在如何适用问题上还有一些模糊的认识，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司法解释或发布判例，指导审判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