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涛今年41》这题目看似简单，却颇有耐人寻味之处：一个平庸的男性名字，一个刚过不惑之年的中年身份。在这句朴素的大白话题目下，实则暗藏了创作者的一份野心，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以中年男性作为关键的结点人物，牵动呈现整个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社交网络，审视社会的同时，通过塑造这样一个富于认同感的典型人物，来实现对观众的价值输送。

　　《王海涛今年41》属于典型的家庭伦理剧，也带有中国家庭伦理剧典型的苦情戏风格，以一个承担了一切苦难折磨、同时也负载了一切价值认同的正面主人公为灵魂人物。但本剧并非一部谨守类型成规的跟风之作，而是努力尝试用新手法和新元素来探寻家庭伦理剧的升级模式。首先，《王海涛今年41》一反惯常的阴柔之气，将灵魂人物置换为男性，主人公不再是一味被动的消极包容，而是因血缘亲情而大包大揽的主动者，这在当下中国价值失范的社会氛围中，主人公这样的形象定位，体现出创作者有意参与观念重构的积极姿态。

　　其次，创作者有意虚化了外部社会的时代政治种种特征，甚至可以说用血缘亲情形成了一道与世隔绝的保护层，将所有主要人物包裹起来，关注点始终保持在亲缘家庭的人物关系上，情节上也聚焦于家庭内部以经济纠纷为核心产生的矛盾冲突上。从老婆孩子的小家庭，到包含了母亲、继父和一大堆兄弟姐妹的大家庭，再到包含了三姑六眷诸多人等的大家族，王海涛在各方面的重重压力下，生活得焦头烂额、疲惫不堪。其实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置身事外逍遥自在，也就不会带来连锁反应般的一系列纷争。王海涛的执著坚持，用编剧的话说，心理动机主要是想替死去的爸爸出力，“用一种特别的形式行孝道”。实际上，作为大哥的王海涛可以说是在努力维护自己作为旧式大家族的族长身份，恪守的是基于血缘基础上的传统家庭伦理道德规范。王海涛希望能够以金钱为武器、以亲情为感召来化解纷争，可是在面对自私成性、贪婪成狂的众亲戚时，总显得那样孱弱无力，因为后者是以亲情为武器，以金钱为目的，所以王海涛直到弹尽粮绝也无力回天，还差点搭上身家性命。

　　第三，王海涛这一形象饱含着创作者的认可与同情，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在于对一种情怀操守的确认褒扬，与其说主人公具有多么普遍存在的现实依据，莫若说是创作者对其现实普遍缺失的一种警示。当然，为了不让王海涛在观众眼中成为完美无瑕的老好人，创作者同时还赋予了他诸多性格缺欠。该剧并不追求超越现实的寓言效果，而是将柴米油盐的家庭琐事加以戏剧化提炼，推向其内在逻辑所允许的极限，不做武断的二元对立式粗暴划分。纷争归纷争，王海涛所身处的这个大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恶人，每个人物性格鲜明，但并非善恶立判。

　　正因如此，本剧最后用传统的亲情伦理化解了一切矛盾纷争，没有诉诸现代的法律制度，才更符合内在逻辑和价值指向。不过平心而论，结尾的剧情反转还是显得刻意，本来王海涛身患白血病的桥段已然俗套，接下来的失散兄妹团聚、获赠海外亲戚遗产等桥段更是“神仙搭救”般突兀。随着矛盾化解，所有离散的家庭都重新团聚，所有破裂的婚姻都悉数复合，曾经尔虞我诈的家庭成员都真诚忏悔，这个结局不是来自生活真实逻辑的推导，而是重建传统价值的意愿折射。同时，和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氛围——着力修补传统裂痕，用传统文化价值、伦理道德提升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也深深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