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

　　姜万富，43年的苦与乐

　　20世纪60年代，一辆又一辆敞篷大卡车前赴后继，满载着上海知青，行驶几十个昼夜后，停在新疆的戈壁上。

　　“到家喽!”司机大喊一声。

　　一分钟过去了，没人下车，也没声响;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人下车，没声响。司机一看，整车的青年男女，都在面面相觑——荒漠、黄沙，风一吹，牙齿一咬，满嘴沙沙作响;没路、没房子，人们在沙丘旁的地洞里钻进钻出。他们惊呆了，吓傻了，连下车都不会了……

　　十万上海知青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初到新疆时的感受。

　　周总理的鼓励

　　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承担起屯垦戍边的使命。劳动力紧张，成了兵团最头疼的大事之一。第二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文中向知识青年发出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兵团随之做出决定：动员内地知识青年支边。20世纪60年代，知青支边达到高潮，累计有10多万上海知青奔向新疆。

　　据《中国知青史》一书记载，1965年7月5日，周恩来总理来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垦区视察，特意接见了12名上海知青。

　　周总理在一片葡萄架下落座。他见12名年轻人拘谨地站在一旁，赶忙站起来朝他们招手：“来，来，上海青年到这里来!”接着，总理拉家常似的，问起他们的思想、家庭、文化以及劳动等方面的情况。总理侧过身问女知青杨永青：“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杨永青说：“我的父母在香港，父亲在一家轮船公司当职员。”总理说：“噢，你可来得不容易呀!他们在香港，你在这里，这里可是比香港苦，你能独立生活了，你是好样的。”总理又问她的文化程度，杨永青回答说：“我高中毕业，因为身体不好，没有去考大学。”总理高兴地鼓励她说：“这里也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劳动大学照样出人才。”

　　总理又问女知青卓爱玲：“小姑娘，你的家庭是什么出身呀?”平时爱说爱笑能歌善舞的卓爱玲，低下头羞答答地说：“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里。”总理又问：“你家里还拿不拿定息(新中国私营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按固定利率付给资本家的利息)?”精神紧张的卓爱玲听错了，着急地说：“我不要拿，我不要拿!”她的话，引得周围的首长和同志们都乐了。总理乐呵呵地说：“你爸爸拿定息是他的事嘛!”

　　接着，总理深有感触地对陪同人员说：“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和有复杂社会关系的人，我们都要看他们现在的表现和立场。一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前途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嘛!”怕这些上海知青没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总理又解释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

　　总理对12名上海知青说的这句话，随即成为《人民日报》头版的大标题新闻。在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岁月里，它使无数奔赴新疆的上海知青，感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在“地窝子”的第一晚

　　“1966年7月1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从一个待业青年变成10万上海知青大军中的一员。”今年61岁的姜万富，已经满头白发。从17岁到新疆算起，他在这里呆了整整43年，直到去年退休才回到上海。看着自己当年写在日记里的这段话，他感慨万千。

　　启程去新疆那天，姜家每个人都哭了。姜万富是家里最小的男孩，从没离开过上海。亲人的眼泪挡不住离别时刻的到来。汽笛一声长鸣，载着1900多名知青的火车，缓缓驶出上海北站。欢送的锣鼓、高音喇叭播放的进行曲以及亲人的哭声，很快就被抛在脑后。列车停靠苏州、南京时，无数中学生往车窗里递慰问信：“向上海大哥哥学习，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火车开了3天4夜，终于到达新疆吐鲁番的大河沿火车站。姜万富看了一眼车窗外，心立刻凉了：怎么这么荒凉?!可这个地方，离他们的目的地还有1500多公里!第二天，他们转乘敞篷卡车，一路沙尘滚滚，颠簸着翻越天山，又走了7天才到达目的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场部。但是，知青们生活的地方还不在这里。卡车又拉着他们往昆仑山里开，走了十几公里的石头路，“感觉胃都要被颠出来了”。

　　“车停下来，我们一看都傻眼了，都不想下车。”姜万富说，这是一片连房子都没有的戈壁滩，仅有的两个“地窝子”，还是专门为迎接他们新挖的。迎接知青的许连长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喊道：“这是一个新连队，地没有一亩，房没有一间，路没有一条，条件很苦，委屈你们了。但是，我们的双手一定能在这片戈壁上开出良田，建成绿洲。眼下住的是‘地窝子’，喝的是涝坝水(土坑里的蓄水)，将来一定能住上砖房，点上电灯，用上自来水。下车吧，孩子们!”

　　那一夜，在“地窝子”里，没人睡得着。苦闷的姜万富，拉了位战友出来散步。他们爬上一个高高的沙丘，相视无语。良久，战友脸朝东方，朝着上海的方向，大声呼喊：“喂!我在雪域——”

　　姜万富也附和着，拖着声音：“哎!我在高原——”

　　似乎只有这样的呼喊，才能舒解他们心中的担忧。

　　叶城的外科医生

　　最初的半个月，知青们几乎没有笑容。支边前，他们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是，这里苦得“出乎意料”——他们每天劳动11个半小时，每15天才休息一天，挖土、挑土、开垦荒地。

　　即便如此，所有知青都以干活积极为荣。姜万富自己出钱，到20公里外的镇上买了一把又薄又大的坎土曼(一种锄头)和一把大镰刀。它们让姜万富耍足了威风——在他的带动下，牧场知青们打破了日挖土方56立方米的纪录，达76立方米;打破日割苜蓿3.2亩的纪录，达3.6亩。“我就是要证明给大家看：上海青年不光能说，而且能干，我们是最棒的。”

　　没过多久，骄傲的姜万富就冷静下来。“这里有身上疤痕累累、参加过抗战和解放战争的功臣，也有比我们早几年来的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知青，他们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多年，现在和我们一样奋力苦干。我，一个上海待业青年，有哪一点比他们强呢?”

　　1967年9月28日，是决定姜万富一生职业的一天。“领导派人把我从地里叫回来，让我去学习当卫生员。”第二年，牧场送他去进修外科。结束一年的学习生活后，他成了叶城二牧场20多年来的第一个外科医生。

　　在这个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牧场上，最远的牧点，姜万富去一次要走8天。昆仑山上，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马和驴，姜万富走遍了远近数百个放牧点，成了戈壁上的“马(驴)背医生”。有些地方，连马和驴都过不去，他只好手脚并用爬过去。一次，姜万富出诊后回家，下山下到一半时，脚下一滑摔倒了，顺着布满积雪的山坡滚了下去。坡的尽头是悬崖，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滚到了崖边。前面正好有一块大石头，他本能地一脚蹬在石头上。人停住了，石头滚下了悬崖!

　　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姜万富救人无数。8岁的小姑娘吐孙姑·阿吾提误食毒药，昏死过去。姜万富治疗了一天一夜，把她从生死线上拉回来;塞提江·努尔出了水痘，他父亲得了肠梗阻，母亲得了脑溢血，每次都是姜万富翻山越岭，赶过去救治;简陋的手术室里，姜万富实施了2000多例外科手术……43年就这样过去了!

　　妻子和女儿走了之后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知青掀起了返城高潮。当年和姜万富一起从上海来的伙伴，很多都离开了新疆。他远在上海的姐姐、姐夫，多次来电话催他回去：“只要我们有吃喝，就有你们的。”此时姜万富已与一名浙江女知青结婚并育有一女。他思来想去：“回城后工作没有着落，我又拖家带口，作为一个男人，哪能全家寄人篱下呢?再说，我的两个哥哥去世早，母亲年纪大，生活由3个姐姐照顾，我还要回去增加他们的负担，是个男人吗?”

　　姜万富决定不走了。妻子以离婚相威胁，他也不走。“我的医疗技术，若是放在上海，根本不值一提。叶城二牧场离城里远，牧业点的病人要是得了急症，送到那里要一两天时间，人还没到就早没命了。但有我这样的医生在，及时把病人处理一下，就争取到了救命的时间，就能保命。”

　　结果，妻子带着女儿回了浙江。离婚后，“那种孤独，真难受呀!”不出诊的时候，姜万富就自己拉二胡、敲扬琴，排解忧愁。

　　实际上，姜万富真的很想家。他后来跟牧场诊所里的护士赵军花结了婚。赵军花出生在新疆，比他小十来岁。姜万富设法教会了她上海话。实在想家的时候，他就用上海话跟妻子聊天。1998年，92岁的老母亲最终也没等到唯一在世的儿子回到上海，便撒手人寰。姜万富收到了姐姐们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一块黑纱。此后，夜深人静的时候，他经常流着泪，独自跪在地上，向东方磕头。

　　姜万富说，他也对不住女儿。大女儿被前妻带离新疆时才8岁。他再婚后生下的二女儿姜玉娇，10岁时就被他送到上海跟奶奶过。“没办法，她妈妈是诊所的护士，晚上急诊手术时还是我的助手。夜里不敢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只能带着她加班。她小小年纪就看着我做手术时血淋淋的场面，太残忍了……孩子在梦里都被吓得哭出声来，只能送回上海去……”

　　想家想了大半生，可2009年退休回上海时，60岁的姜万富老泪纵横，舍不得走。他走了，病人们怎么办?多年来，他带过的有文凭、没文凭的医护人员，先后走了十几个。去年冬天，有个准备到这里来工作的大学生，一看周围的环境，连车都没下就走了。“B超没人了，接生也缺人了，盼望已久的X光机很快要来了，也没人会用!”

　　离开新疆时，姜万富流着泪说：“对不起了，乡亲们!我们的家训是：少不出家乡是废人，老不返家乡是罪人。以后的清明节，我要去拜祭父母啊!”

　　2009年8月，60岁的姜万富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黄浦江畔。在政府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新房子，女儿姜玉娇大学毕业后也被上海市闵行区中医医院录用。昆仑山里的乡亲们生了病，还是打电话给他，找他“看病”;杏干和葡萄干晾好了，会给他寄到上海。

　　抛繁华而乐寂静，舍安逸而取艰难，姜万富的43年，是支边上海知青的缩影，是10万人的青春无悔。

　　援疆干部——13年的情无法衡量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雅婷

　　1996年，为促进新疆发展，中央做出开展援疆工作的重大决策。1997年，第一批援疆干部进驻新疆，拉开了援疆工作的大幕。此后13年中，有6批共计3700多名援疆干部来到这里。不管是年轻的“80后”公务员，还是人到中年的教师，回想起援疆生活，都饱含深情。

　　“日全食”带来紧急任务

　　今年7月，广东的“80后”援疆干部刘慧，已在哈密地区伊吾县旅游局工作了两年。她是迄今为止最年轻的援疆干部。

　　2004年，刘慧从广州大学旅游学院毕业，进入广东肇庆旅游管理部门工作。专业对口，又是公务员，刘慧的前途一片光明。然而，4年后，刘慧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去新疆!”“我非常热爱旅游事业，对于旅游管理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这是我想去新疆的初衷。”

　　“不过，报名援疆也是一件非常巧的事。一直以来，我对新疆和西藏这两个地方都非常向往。2008年5月，肇庆市委组织部下发援疆通知，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到了报名截止时间，没想太多就赶快报了名。”刘慧说，当时，肇庆市旅游局已有十多人报名，后来经过层层公开选拔，她进入了“四选二”名单，但不是第一人选。“市委组织部的干部找我谈话，说我是后备的。我听了并不意外，只是一再表达了援疆的信心和决心。”

　　刘慧参加竞聘前，身边一些朋友都来“泼冷水”。“我的一个好朋友竟然问我，去援疆是不是想升职啊?我几句话就否定了他的想法。我是想在一个不同的地方磨练一下自己，而且也可以为贫困地区做些事，何乐而不为呢?”

　　竞聘的日子终于到了。刘慧做了大量的功课，尤其是对支援地哈密地区伊吾县做了深入了解。“我从网上查阅了有关伊吾的大量资料，了解了当地的旅游资源和发展状况，对今后的工作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规划。”结果，并非第一人选的刘慧成了“黑马”，获得了去新疆的资格。

　　2008年7月29日，刘慧刚一踏上伊吾的土地，就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两天后出现“日全食”，伊吾将是全球最佳观测点，世界各地的大批天文爱好者将蜂拥而至，她的任务就是利用这一时机，向外界展示和宣传伊吾。刘慧来不及多想，“马上上网、下图书馆、找资料，恶补了一通天文知识，然后跟旅游局的领导沟通如何做好现场宣传工作。这次活动过后，我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完全适应在伊吾的工作角色”。

　　回想起这两年的生活，刘慧说：“我不是来出风头的，我把援疆当做是一次深造。我已经用行动证明了我的诚意，这是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

　　“我想多陪孩子们几年”

　　35岁的郑文彬，是浙江温岭市第四中学的一名教师。2007年3月，经过选拔，他来到了新疆和田地区民丰二中支教。

　　郑文彬第一次走进民丰二中时，“虽然心里已有所准备，但看到眼前的情景，还是很震惊。整个学校只有一排平房，教室里布满灰尘，桌椅破旧。操场坑坑洼洼。孩子们瞪着眼睛，有些胆怯又有些渴望地望着我。我心里一酸，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民丰县气候非常恶劣，全年浮尘天气在220天以上。3月底、4月初的时候，风沙很大，10米以外就看不见人……由于没有老师愿意来，这里的老师只能常年超负荷工作。

　　刚来的时候，郑文彬教的是民丰二中附小五、六年级的英语课，一共4个班，每周8节课。“这些孩子没学过英语，但都很努力。每个星期三和星期五晚上，我还会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给当地的老师上课，讲计算机基本软件的使用。”

　　除了教课，这里的老师还有一件必须做的事情——每年3月去荒漠植树。一次，郑文彬跟着去植树。“一眼望去，41亩土地上没有一点绿色。在工地上站了不到5分钟，我的嘴里、耳朵里、鼻孔里、衣服上、鞋子里就全是沙子了，最后连眼睛也不敢睁开……我们学校有些老师，已经在工地上干了9天，上面马上要来检查验收了，可学校的植树任务还有一半没完成。我们决定让一些学生来帮忙。其实我有些犹豫，担心学生们不愿意来。但是，电话打过去后，所有的孩子都来了。他们一锹一锹地铲土，风沙将他们变成了一个个小沙雕，但没有一个孩子去避风，也没有一个请假。多种点树，就少点风沙，这样的活他们愿意干。”从那以后，郑文彬再也忘不了这些学生们“喝着凉水、吃着冷馕、战着荒漠，还坚持学习的样子”：“我真想多陪孩子们几年。”

　　除了刘慧和郑文彬，还有更多更感人的故事。这13年里，援疆干部带来了1200多个项目、近300亿元的援助资金。而知识和技术援助等，则是无法用数量和金钱来衡量的。“我们想给新疆留下更多东西。”这是3700多名援疆干部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