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婚姻是个易碎品

　　掌握资源较多的人，征服欲和占有欲也越强。而夫妻间掌握资源不均衡的时候，同a样容易产生问题。这是“富二代”离婚率较同龄人高的原因之一。

　　致命吸引力

　　如今，一个事件中如果有“富二代”作为关键词，它无疑具备了产生新闻效应的初步元素。

　　一方面，越来越多白手起家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经过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的打拼，逐渐开始面对企业的传承问题，与此同时，那些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在海外接受过精英化教育的民营企业家子女陆续学成归队父辈企业，在未来的10年里，随着父辈老去，他们将陆续接班，成为这个商业社会的主流“玩家”，仅此一点，就足以夺取公众的视线。

　　而另一方面，他们是一个物质极其富足、生活轨迹相对神秘的群体，公众对他们的了解多半来自偶发的事件与媒体的捕风捉影。一系列的宝马撞人案与随之而来的人肉搜索，让人们将“富二代”的整体形象妖魔化;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中砸钱的“富二代”刘云超又让人们给这个群体贴上了诸如“张狂”、“玩世不恭”的标签。

　　在公众或羡慕或妒嫉的评价中，这是一群口含金汤匙而生的人，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坐拥财富，面对父辈的产业，干得好是应该的，干不好就是纨绔子弟。

　　但与公众评价相左的现象是，随着曝光率的骤增，“富二代”显然在同龄适婚男女中拥有致命的吸引力。

　　2010年4月，由广州市妇联主办的广州地区首届女大学生论坛首次发布《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在婚姻观方面，59.2%的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超过总数的一半。

　　而早在2006年年底，一条“宗庆后为女儿选女婿”的新闻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当时的杭州街头，一个20岁出头的眼镜男扛着“我愿娶宗庆后女儿”的求爱信公开示爱。

　　故事最后被演绎成了一场闹剧。然而，在民营企业发达的江浙地区，老板们通过为女儿挑选青年才俊以确保家业得到传承，早是公开的秘密，以至于一些名牌大学里年轻有为的博士群中流传着“干得好，不如娶得好，人生少奋斗20年”的玩笑。

　　不久前，律师贾明军曾受聘担任上海东方卫视一个关于“‘富二代’面向女大学生征婚”评论节目的法律顾问。他对节目组建议，“我们或许不应当过多地探讨女大学生应不应该嫁有钱人，而是可以附加一个条件，如果对方要求与你签婚前财产协议，你还嫁不嫁?另外，我们是否可以在节目中报道一下‘富二代’的离婚率，事实是，他们的离婚率要明显高于普通‘80后’。”

　　曾出版过《富人离婚的36个计策》、擅打婚姻继承官司的贾明军对“富二代”这个群体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是一群与同龄人并无太大差别的年轻人，老百姓对他们的关注更多是出于对财富的神秘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好奇心。“他们中确实有浪荡子弟，多是因为父辈早年创业艰辛，背井离乡，对孩子缺乏管教所致，但这绝对是少数。”

　　更多人的成长过程与一般同龄人无异。他们与本地普通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素质也与当地人没有太大差别。当然，精英型的人也在增多，随着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富二代”被父母早早送到海外接受良好的教育，回国后带回先进的经营理念，对家族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贾明军看来，愿嫁“富二代”是一个伪命题，愿望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很大，“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女孩子也并不是真的嫁给了‘富二代’，她们也不会非要追求这样的结果，对她们来说，是选择潜力股还是现实股，期权还是现权，这都是因人而异的。”

　　一位媒体资深人士指出，如今的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与上世纪80年代女青年偏爱高干子弟的心理极其类似，生活的压力与艰难使得这些女孩子认为，财富和权力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这恰恰体现了她们对未来的焦虑。

　　穿上水晶鞋，就是公主了吗

　　小唯横下一条心，让闺蜜在网上贴出自己的故事，真是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了。

　　小唯的“选择”是一个“富二代”，比她大一岁，帅气潇洒，桀骜不驯。

　　他们于2006年相识，小唯的甜美、聪明和才气，一下子抓住了“富二代”的心。两人经过热恋的甜蜜、磨合，然后一切归于平淡，但那时，“富二代”还是声称爱她的。只是，随着了解的加深，小唯发现，他的兴趣从来没有从女人转到过事业上，家族的生意一直靠父亲打理。

　　结婚，是在小唯一次忍无可忍的爆发下，他对父母最后通牒的妥协，同时，为了能拘住他那颗永远无法消停的心，他的父亲决定将小部分生意全权交由他打理。

　　婚礼在2009年举行，隆重而唯美，人人都嗟叹这对灰姑娘和白马王子的完美组合。

　　小唯曾是一个很上进的女孩，工作几年后，还开始做了一些自己的小生意，而这些他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

　　婚后没几天，新郎重蹈覆辙。他每天过得都非常“充实”，上开心网找那些妖娆的美眉，长达20页的好友名单全属此列;白天大部分时间泡在私人健身会所，他懂得要有一个好身体;夜晚，流连在银泰、双子、工体周边的夜店……

　　对他越来越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行为，她找过黑客拿到他所有的电脑资料，找过公安的朋友查到他所有的开房纪录。哭过，闹过，抓狂过，崩溃过，他收敛过，但又反复了，如此，两人永远在玩这样的游戏。

　　终于，她对他死心了。慢慢地，她放弃了追求，开始了享乐。

　　最初，每次刷卡都能抚平心里的不忿。渐渐地，这样的挥霍也没有了兴致……

　　最终，他们达成了一致，拟好了离婚协议，双方都已谈妥，并定了办理手续的日期。

　　但就在办手续的头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为了孩子留下来?让他一辈子这么花着，自己衣食无忧地一辈子痛苦着?

　　还是把孩子拿掉，离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她今年28岁了，重新开始，意味着再找工作，找爱情，找婚姻。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找比他差的，她不甘心，即便找到条件好的，能保证他不花?如果还是花，那自己还折腾什么?

　　小唯一筹莫展，她知道，自己陷入了一个名叫“欲望”的漩涡，不可自拔。

　　“富二代”的婚姻是怎样的?嫁给“富二代”是否就意味着王子和灰姑娘在城堡里过上幸福的生活?

　　曾代理多起“富二代”离婚案的贾明军对此不置可否。他指出，“富二代”和普通人离婚都有相似的地方，比如婚外情、婆媳关系不和、夫妻感情不和等，而和普通人一样，婚外情是导致离婚的主要因素之一。

　　“特殊性的地方，就是一方拥有的财富问题。”贾明军说。

　　父辈的财富是祝福，也是个体的枷锁。见过了太多的分分合合，在贾明军看来，“门当户对”是“富二代”婚姻期图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家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也因此，家族联姻在当地较为常见。

　　“比如两个供货商之间、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之间的联姻，双方的情况势均力敌，或者互补”，这就排除了一些自由组合婚姻的松散性和任意性。

　　“富不过三代”是一道让中国企业家和“富二代”们内心纠结的魔咒，尤其是家族企业中出现二代的才干不足以成功管理企业，或“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的情况时，联姻是确保家族企业得以传承的重要途径。

　　但现实中的大部分情况，还是一方是普通人，经过与“富二代”轰轰烈烈的恋爱，然后进入豪门。

　　但毕竟爱情和婚姻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凡是掌握资源较多的人，征服欲和占有欲就会相对越多。而夫妻间掌握资源不均衡的时候，同样容易产生问题。”

　　这种资源的配置不均，更多地体现在财富关系上，尤其是男方是强势，女方是弱势。经过多年的打拼，企业家及“富二代”们对家族财富具有较强的防范心理，他们与进入豪门的一方在财富的处理方式、继承以及共同经营生活中很容易产生分歧，出现矛盾。

　　2009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曾针对该院受理的“80后”离婚案件做过调研，发现导致“80后”离婚的因素中，来自父母的干涉甚至完全受父母观念左右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而这一点在“富二代”婚姻中有更为突出的体现。

　　“企业家对子女婚姻的态度无非是两种，干涉或基本不干涉。前者大多觉得自己的孩子还没有长大，以及对财产的不放心，但现实是，干涉得越多，问题越多，因为现在的孩子都很有个性，让她进入这个家庭长时间受指责她会受不了，甚至会摒弃对财富的渴望和追求离婚，这在‘80后’身上体现得较多。而不被父母干涉的婚姻比第一种情况好一点，但中国有一句古话叫门当户对，是很有道理的，父母有父母的经验，这样的婚姻很多都摆脱不了一些宿命。”

　　离婚先离财

　　张美和李强的离婚案一度被媒体宣传得沸沸扬扬。作为张美的代理律师，贾明军从这个案子中看出“富二代”离婚的共性。

　　由于婚姻双方存在较大的财富差距，当“富二代”面临离婚困局时，双方争议的焦点无一例外地放在财产处理上。

　　“因为很多‘富二代’的财富并不是自己创造，而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这里又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富二代’在结婚前就已经具备独自掌舵企业的能力，传承已经完成;第二种是父辈在子女结婚后，经过观察，发现他们的婚姻状况比较好，然后开始传承。但往往是觉得比较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传承以后就出现问题了，这时就存在一个传承的财产分配问题，是不是传承的财富就是‘富二代’及其配偶的共同财产了呢?”

　　2008年6月，浙江大学开出了一个名叫“企业未来领袖高级研修班”的课程，研修班的招生对象为民营企业家子女、亲属子女、已进入民营企业高级管理层的年轻一代以及准备自主创业的年轻一代，课程内容涉及家族企业传承的种种问题。

　　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研修班的成立，主要来自于江浙民营企业老总的推动与资助。曾在该研修班授课的上海沪家律所主任律师贾明军发现，自己讲授的“婚姻和继承对公司企业股权的影响”大受江浙“富二代”们的追捧，“他们对这个问题似乎格外关注”，贾明军在上海及周边省市的EMBA课程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民营企业家及其“富二代”们的欢迎，很多人专程从无锡、苏州开车过来听课。“他们比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外资企业的老总们更关注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正在或将要面临的就是这个。”

　　现实多少有些残酷。见多了双方为财产反目成仇、兵戈相向，贾明军发现，当企业家和“富二代”面临自己的家族江山与财富可能被“外人”夺走一半时，“他们很难从法律、伦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大部分企业家在财产问题上态度十分强硬，要么直接将已传承的企业股权、家族私产以无对价或很低对价的方式全部拿回来，要么采取更隐蔽的方式转移。

　　作为张美的代理律师，贾明军选择从风险较小的私产转移入手，向法院申请宣告李强以极低对价将奔驰汽车转移给母亲的行为无效，在这一诉求得到法院支持后，张美和李强的离婚案出现了转机，李强的态度从最初的强硬终于转变成愿意与对方私下调解。

　　事实确实是，对比私产，企业股权的转移因涉《婚姻法》与《公司法》交叉领域，目前法律无明确规定，现实中，诉讼股权转让无效的判决结果在国内存在不同的判例。

　　而对比张美和李强案，吴兴隆与王美兰的离婚谍战让贾明军看到了“富二代”婚姻的另一面。“很多‘富二代’在离婚时面临被动挨打的境遇，对方准备充分，直奔财产而来，但往往结果是，他们认为的共同财产在剥掉一层层外壳后，原来并非如此，事实也证明，不是所有从‘富二代’父辈那里传承来的财产，在离婚时都能被分割掉。”

　　无论如何，“富二代”的婚姻和普通人一样，是其人生的一面镜子，“很难分清谁对谁错”，贾明军说。而唯一能确定的一点是，一些城堡里的王子与公主，很难有生活在童话里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