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昨日刊发了一篇视角独特的文章《进城打工后瞧不起原来的家农民工离婚率大幅攀升》，说的是近年来农村打工者离婚案攀升，原因是在城里生活久了，有的农民工不想要原来的家。据统计，打工者离婚案占案件总量6至7成。

    呼啸而来的城市化列车，搭载着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来到城市。由于他们的弱势，关爱农民工群体成为主流的声音———这种关怀，很多时候被误读为物质的关怀：只要保障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及时领到工钱，就万事大吉了，而忽视了农民工在精神感受和价值观方面的能动性与需求。

    新华社这篇文章提醒我们：农民工不是简单的“物质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城市，不少人开始主动努力融入城市，希望享受市民待遇。

    但这种“主动的进化”结出了事与愿违的果子：在经历城市文明的洗礼后，相当多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发生微妙变化，农民工离婚率攀升只是其中一个表征；二是，由于城乡二元管理模式仍在延续，城市在户籍、就业、社保等方面的障碍，使得主动融入城市的农民工屡屡受挫，于是一些人采取非常规手段，如新华社文章披露的，一些农村女青年通过交易式的“实惠婚姻”，谋求入城准入证。

    尴尬也随之而来，在老家人看来，他们已是城里人；在城市居民眼中，他们仍是农村人，即使有了城市户口，仍很难获得认同。

    身份的游移，造就数量日益增加的新边缘人群体———回到农村已不可能，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便利的城市生活；但要真正进入城市，目前只能是一个不可企及的梦。

    原以为，“无根的漂浮”只是城市文化精英才有的焦虑感，但现在，这种无所适从感已缠住“先知先觉”的进城务工群体———进退两难、随波逐流。这一群体何去何从，不仅关系城市治安，更影响中国城市化的前景。

    进城农民工问题，不只是社会问题，说到根本，是文化问题———如何让告别耕作的农民工，找到与他们的教育、收入、生活相适应的认同感与安全感？这是一个刚浮出水面的重要课题———中国有9亿农民，站在等待城市化列车的站台上。

来源：海峡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