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李某、贾某夫妇收养4岁的李甲为养女，并将李甲抚养成年。1980年李甲结婚，仍与李某、贾某共同生活。后因生活琐事，李甲与李某、贾某发生矛盾，遂于1997年1月10日签订书面协议，约定李甲与李某、贾某之间的收养关系解除，李甲补偿李某夫妇在收养期间支出的生活费和教育费1500元。协议签订后，李甲按协议支付了补偿费。2004年6月，李某、贾某以李甲由其抚养成年，现夫妇俩年迈体弱、缺乏生活费来源为由，要求李甲给付生活费。而李甲认为双方的收养关系已经解除，其不再负有赡养李某、贾某的义务，要求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案所涉及的是如何理解养子女对养父母的后赡养义务的问题。依据收养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应判决被告李甲每年给付李某、贾某生活费。理由如下：

     所谓后赡养义务，是指养子女与养父母解除收养关系后，对养父母承担的赡养义务。我国收养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收养关系解除后，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子女，对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据此，后赡养义务应当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后赡养义务产生于养父母与养子女收养关系解除之后，这是后赡养义务的时间特征，也是后赡养义务区别于赡养义务的形式特征之一；（2）后赡养义务的主体是经养父母抚养的成年子女。凡名义上收养，实际上未与养父母共同生活，或者虽经养父母抚养但尚未成年的养子女，不是该义务的主体；（3）后赡养义务的对象是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养父母。这里包括两个要件，一是缺乏劳动能力，二是缺乏生活来源。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则不构成后赡养义务的对象；（4）后赡养义务的内容是给付生活费。这是后赡养义务区别于赡养义务的实质特征。正常情况下，一般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既包括物质赡养即给付生活费，又包括精神赡养，而后赡养义务由于发生在收养关系解除之后，养父母与养子女的关系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因此，以解决温饱即生存问题为目的的物质赡养——给付生活费，成为后赡养义务的显著特征。

     根据后赡养义务理论，生活费的支付应当符合“必要性”、“可能性”和“连续性”三个条件。所谓必要性，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为要件，不宜提过高的生活要求；所谓可能性，即支付生活费数额的确定，不致造成义务人生活困难为原则；所谓连续性，即不宜搞一次性支持，一次性支付有影响义务人正常生活的可能，而且使一段时间后养父母的生活缺乏保障，背离后赡养义务制度设立的本意。

     从本案来看，李甲虽在解除与李某夫妇收养关系时，一次性补偿了1500元，但当时李某夫妇并未出现生活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老年龄的增长，丧失了劳动能力，且无生活来源，而所补偿的1500元早已消费完毕。此时二老要求李甲支付生活费，符合收养法第三十条的规定，李某应当按年度连续不断地支付二老的生活费。考虑到当地的生活水平和李甲的支付能力，确定李甲每年给二老1000元生活费是恰当的。

薛专 任锋 陈正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