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婚姻法规与契约婚姻

　　梁景和

　　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封建婚姻开始发生变化，不但传统的婚姻陋俗受到系统的批判，出现了自由离婚与再嫁的婚姻现象，而且开始注重婚姻法规和婚姻契约。

　　1916年，司法部附设的法律编查会先后制定民法草案。关于婚姻制度方面，《民律亲属篇草案》第三章有详细规定，其中有诸如“早婚”、“重婚”、“离婚”等改革婚姻陋俗的内容，如“男子未满十六岁，女子未满十五岁，不得成婚”;“有配偶的，不得重婚”;“夫妻不相合谐，而两愿离婚的，得离婚”等。这一草案虽未成为正式法典，但具有法律效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民初有些地区还专门制定了婚礼草案和法规，作为人们婚姻生活中所应遵守的依据。如河南信阳县《民国礼制草案》中的《婚礼草案》中就有关于“订婚”、“通告”、“结婚”、“谒见”等具体规定，要求人们遵守。另外，有些社团组织制定一些规章来约束自己的会员，如民初成立并得到孙中山、蔡元培、袁世凯、章炳麟等44人赞成和支持的“中华民国家庭改良会”，在其《暂行草章》第一章“关于实行改革之条件”的九项内容里，就有四项涉及婚姻陋俗的改造，即“婚姻自由，但非达法定年龄不得结婚”;“厉行一夫一妻制”;“守义、守节、守贞听其自由，父母翁姑等不得强迫行之”;“衣食住及其他需要者若婚丧宴会，崇尚节俭。”这无疑对婚姻陋俗的变革起到了推进作用。

　　应当特别提出的是，这时有人开始注重履行一种契约婚姻，这是婚姻生活文明化和现代化的体现。当时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契约婚姻最具典型意义。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婚礼。他们委托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婚姻誓约书。誓约书一式三份，分别由孙中山、宋庆龄和律师和田瑞各保存一份。中国历史博物馆于1962年从私人手中征集到这份誓约书。它纵11.25厘米，横17.25厘米;朱丝栏，全叶24行，墨书日文22行;中缝有上鱼尾;栏外左下角印有篆体字“东京榛原制”，作腰圆戳记状。原件已装裱成卷，卷尾状有余纸，以备题记。誓约书译文全文如下：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姻，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力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同上宋庆龄

　　见证人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这种契约婚姻在当时还是极为个别的现象，但它却是中国婚姻史上婚姻缔结方式走向文明的开端。